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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延安精神的价值转换

2013-05-27 13:12武汉延研会admin

一、延安精神的永恒价值与工具价值

    延安精神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到思想理论上步入成熟期的标志。从根本上说,延安精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性质。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延安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精髓,也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价值,体现了延安精神的永恒价值。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永远都是必须坚持的。
   
    但是,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所处的历史条件及社会环境也是不相同的。根据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不同的历史使命,根据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条件及社会环境,党必须确定新的目标,制定新的政策,作出新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些新的目标、新的政策、新的制度安排,就具有阶段性特征,不能一劳永逸,不能一成不变,这些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目标、政策、制度安排,从价值属性上说,就带有工具性特征,相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目标、政策、制度安排,居于从属地位,不具有永恒的终极价值属性,必须适时的进行价值转换。
   
    所谓“价值转换”,包含了两层意思:从价值理性上说,要赋予其实践的品格,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符号;从工具理性上说,就是要赋予其应时的品格,而不是凝固僵化、一成不变。显然,这里所说的“价值转换”,是同质价值的转换,从根本上有别于异质价值的转换。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也可以概括为三次转型,即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转型,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延安精神的永恒价值,就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历时性变革,与时俱进,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内涵,使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二、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迁、跨越式的快速发展和全面的结构转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对外开放。

    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0年来,我国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社会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社会,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业已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2007年,湖北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3870亿元,同比增长达14.5%,占地区生产总值接近一半。武汉市民营经济增加值572.72亿元,同比增长15.5%,比全市GDP增幅高0.4个百分点,占全市GDP比重的40.2%。(1)而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湖北尚存在不小差距,2007年全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不到广东省的三分之一。而浙江省早在2006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就达到9898.85亿元,占全省GDP的62.9%。(2) 
 
    其次是社会结构转型。总体趋势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人治到法治,从伦理型到法理型,从乡土社会到都市社会,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社会到工业、后工业社会,从主体单一到主体多元,从官本位到以人为本。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人口6.07亿人,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45.68%,提高了5倍多;城市数量由解放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3)按这样的速度发展,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0%,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城镇化战略目标将基本实现。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去阶层”化的社会,全社会只有工人、农民两大阶级,军队是工农的子弟兵,干部是工农的利益代表。经过30年改革开放,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拉动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外在推动,中国社会阶层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大量新的社会阶层。据相关统计,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人数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社会阶层研究辑刊2008》,河海大学出版社2008,102页)与此同时,各类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应运而生,蓬勃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尤为迅速,2008年,江苏省已有各类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2.5万多家;深圳市有新社会组织3700多个,覆盖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4)。 

     第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变化发展。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再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同步建设、协调发展,再到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转变为四位一体,亦即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转变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重要地位。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或共同理想被完整地表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四是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样化。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也明显增强。新中国60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偶像由50年代景仰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革命先烈到60年代崇敬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欧阳海等英雄模范人物,再到70年代敬佩陈景润等科学家,再到80、90年代追捧获得五连冠女排以及北岛、顾城、舒婷、芒克周星驰和王朔等文体影视娱乐明星,到了21世纪,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已经变成了网络中的自己。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张扬,人们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和自身全面素质的提高。

    第五是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日益增强。从政府包揽一切到“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民间社团纷纷建立,城乡居民自治能力不断增强。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环境、条件逐步改善,劳动者就业方式也由政府包办到自主择业、自主创业。调查显示,2007年,全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已达5000万人左右。从2004年7月至2007年9月,全国22个省组织近76万人参加创业培训,创业成功率达60%以上,为社会新创造就业岗位近200万个,平均一个人创业带动近5个人就业。
   
    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既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伟大转折。这一伟大转折,正是延安精神实行价值转换的客观要求。
   
    三、延安精神与军事共产主义传统 
    
    中国要实行社会转型,迈向现代性社会的目标,其艰巨性、复杂性在于,它需要告别的不只是一个传统,而是两个传统。一个是千百年小农经济社会的传统,一个是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军事组织和其他组织在长期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在我们的理论和观念意识中,往往只关注了前者,而没有或没有足够地关注后者。延安精神和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体系都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精神支柱的,都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极价值目标的,二者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而延安精神又恰恰形成于军事共产主义的体制环境和浓厚氛围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延安精神和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或军事共产主义情结是有着不解之缘的。充分认识军事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与时代局限,对于实行延安精神的价值转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军事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军事管理体制或对类似军事管理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过分依赖。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管理体制以及诸如包干供给、绝对的平均分配等等制度及其所派生的平均主义、依赖国家、依赖单位组织等等观念意识,形成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延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一直影响到现在。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实现共产主义永远是最高理想。但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创造充分的条件。不顾历史条件,跨越历史阶段,非但不能推进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反而会遭遇更多的挫折,延缓这个历史进程,人为地制造一些乌托邦的幻想,迷失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前进目标。

    在革命战争年代,残酷的军事斗争,菲薄的物质条件,迫使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实行貌似“共产主义”的生活供给和物资供应制度,以适应军事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目标的需要。在井冈山时期,在红军组织内部,从最高首长朱德军长到普通战士,一律只有五分钱的菜金,朱德军长和普通战士一样下山挑南瓜,补充部队给养。

    到了和平时期,情况完全变了。从军事斗争到经济社会建设,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党的地位、党的任务和所处环境完全不同了,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管理体制及其所派生的观念意识的历史局限日益显现,但由于复杂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这种体制延续下来,并没有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实行转换。

    10年“文化大革命”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狂热巅峰时期。那时候时兴的是班排连的军事建制,城市农村、工厂学校成了大兵营,团体组织成员乃至平民百姓流行的是身着军装,歌曲是进行曲式的,舞蹈是冲锋杀敌式的。各类各级组织的领导人成了军事指挥员,党和国家领袖突出了军事统帅的角色。军事共产主义体制诸如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整齐划一及大一统的集权制,包干供给、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等等及其所派生的观念意识,形成强大的传统定势,成为全能政府的体制根源。政府无所不能,行政依赖遍及社会。尤其是城镇职工,即计划体制内的社会成员,一切依赖国家,依赖单位组织。在生活保障上,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从摇篮到坟墓,全指望由国家(通过单位组织)包下。而在体制外,在广大农村,成了社会保障的空白,形成了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我们常说的计划经济体制,除了照搬苏联,从我们自身的历史渊源来说,正是源于军事共产主义传统,而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直至实行改革开放,僵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终于成了必须转换与告别的传统,但要转换与打破这样一种传统定势,又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历史过程。延安精神如果不适时地进行价值转换,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就会找到最好的寄身之所,从而成为打破传统定势的障碍。

    四、延安精神的价值转换

    在社会转型时期,延安精神仍然没有过时。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延安精神的核心价值永远也不会过时。但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有新的体现,要适应新时期的新环境、新条件、新要求,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的历史任务和社会实践,延安精神也要与时俱进,赋予新的内涵,焕发出新时代的青春和活力。
   
    延安精神的价值转换,归根结底就是要体现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价值,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是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涵的核心。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延安精神形成时期,体现在完成民主革命的目标上,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则体现在实现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上。延安精神的价值转换,与党的目标任务的转变是相同步、相适应的。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且要完成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前一个转变,被称之为“第一次现代化”,后一个转变,被称之为“第二次现代化”。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自19世纪中叶亦即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发端,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任务大约完成了一半,大约50~60%。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进程大大加快,到2005年,“第一次现代化”指数达到86%,世界排名第56位,属于“初步发达国家”,亦可看成是半现代化国家。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我们仍要继续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任务,这一任务预计须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完成,到那时,中国才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我们还要完成“第二次现代化”,亦即完成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较之前一个转变,“第二次现代化”的任务更加复杂,也更加艰巨。到2005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只完成了40%,世界排名第51位,而同年美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109%,日本为102%,德国为93%,法国为92%,英国为91%,相比之下,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形势下,弘扬延安精神,就需要我们党像民主革命时期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那样,以创新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民主革命时期探索精神与新时期的创新精神一脉相承,但又有新的要求,要有新的发展。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新时期创新精神的基本内涵。
   
    实现延安精神的价值转换,必须使其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闭关锁国的封闭型社会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开放型社会,从单一性的行政化的乃至军事化的社会到多元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历时性的任务共时性完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新旧矛盾相互交织,可以预见的和无法预见的风险相互交织,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社会共识的难度大大增加。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成了凝聚人心、集结力量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脉相承,也需要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焕发出时代的青春与活力。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利益,而且要代表新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以人为本,就要以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使社会安宁和谐,使人民幸福健康富足,是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应该是延安精神在新的时代体现出的终极价值。
   
    实现延安精神的价值转换,要有切实可行的路径、形式、方法或载体。武汉市近年来大力开展的延安精神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即“五进”活动,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比较而言,其中的“延安精神进校园”活动开展得最早、最广泛、最深入,也最生动活泼,因而效果也最显著。“延安精神进校园”,着力于青少年这个数量众多的重点群体,意义深远。延安精神既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传承延安精神,实现延安精神的价值转换,首先是党自身要传承,要转换。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干部、领导者,要继承,还要传播,首先是要向青少年一代传播。开展延安精神“五进” 活动,重点应是进机关、进学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2009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处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环境中,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长期面临着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四大考验”。(6)党必须根据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于新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新的回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弘扬延安精神,也必须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目标和历史任务。延安精神对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98”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航天精神的形成,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今天弘扬延安精神,就要使延安精神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98”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航天精神等时代精神一样,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精神资源,使延安精神由推动民主革命的精神动力转变为促进社会转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注释:
(1)《长江商报》2007,9,2.
(2)《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之五,《楚天都市报》2008,5,29.
(3)《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人民日报》2009,9,24.
(4)《人民日报》2008,4,10.
(5)《羊城晚报》2007,8,15.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社2009,9,18.

(本文作者:武汉延安精神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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