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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邓小平理论的重大贡献

2015-01-14 17:04武汉延研会谢源

董友珍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这是江泽民同志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赋予邓小平独到的殊荣。我们不仅要敬仰这位“总设计师”把一个陷入误区、危机四起的国家,引向了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新时期,更要洞见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所起的巨大指导作用。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笔者欲抒之管见,以示对邓小平的怀念和对邓小平理论的信仰。
    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引导我们回到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让我们告别了个人迷信,照搬苏联模式的迷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的政治品质,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正是这一“精髓”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1、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这篇讲话的政治背景是,毛泽东辞世后,中国的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两种思潮:一是坚持“两个凡是”“左”的思潮;二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作用右的思潮。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哪种思潮占主导地位,中国人民都会经历苦难,中国的历史将会出现徘徊或倒退。对此,邓小平以他敏锐的思想和卓越的才能从三个方面痛击了这两种错误思潮。
    第一,邓小平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政治核心问题,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力戒“左”和“右”的政治错误。邓小平说,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正因为邓小平适时地带领全党,迅速地起草、制定,并于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重要文献的形式,正确地解决好了这个政治问题,中国才顺利地渡过了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第二,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中的两点论和重点论。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功绩远大于错误。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毕生主张和言论中正确的部分,它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还强调,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恰如其分;因为我们重点是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
第三,邓小平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性质和原因。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对他晚年犯错误的原因要具体分析,不能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邓小平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尚的个人品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创了运用唯物辨证法的科学态度评价党的领袖的先例,从此中国人民醒悟道:领袖是人,不是神。人民群众也由衷地喊出了“小平,您好!”
    2、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什么急于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呢?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把苏联在3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凝固化、神圣化,认为坚持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违背它就是违背社会主义。这种情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毛泽东当年对此早有察觉,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最初的探索,也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思想。但由于后来“左”的错误,致使探索未能取得最终成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新提出并认真探索这个问题。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邓小平是怎样探索出这条道路的呢?首先,在思想方法上,他运用了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原理。他抓住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应有的共性,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同时,他也倍加重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个性,即中国的国情。其次,在探索的操作方式上,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再次,对如何评价建设中国特色社主义道路的直曲、正误,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所体现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以及评判改革开放是否成功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和改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仍是我们当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法宝。
    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思维目的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践中的永恒话题。
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破除陈规旧习的束缚,才能找到“四个文明”建设中的“是”即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摒弃那些过时的,非科学的民风民俗,才能解除限鞭、禁鞭的纠结,才能营造全民自觉禁鞭的社会氛围。
    在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冲破既得利益集团成员的重重阻力,才能解除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羁绊;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寻觅和建立适合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理论,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走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
    1、党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党必须正确地判断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中国国情作出科学的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前提和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能领导全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正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国情正确认识和判断。但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对于还要不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划分为若干个阶段,中国正处在哪个阶段,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什么,主要矛盾是什么等,这些根本问题我党曾一度未能明确提出和正确解决。正如邓小平总结的“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截止197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20美元,仅为当年世界平均1890美元的11.6%,在联合国统计的124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02位。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与贫穷的经济现状极不相称。对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探索。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现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作了科学的界定。
    自1979年至1987年9年的思考、探索,我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及基本国情有了统一科学的认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根据邓小平的设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全面深刻的阐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种含义。其一,界定了我国社会的性质,即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路线、目标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这个方向。其二,揭示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现状,即生产力不发达,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生产关系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十三大后,邓小平又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能要长达上百年。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强调,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就是我国的现阶段的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也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出发点。
    邓小平关于“我国正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诊断,在国际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这个论断痛斥了中国革命“早产论”、“补课论”的右倾思潮。在新中国建立前后都有人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多次抛出中国革命“早产论”,中国需补资本主义课,中国改革需“全盘西化”,甚至党内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性质是“几个不像”,即“非资”、“非社”等右倾论调。邓小平关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鲜明观点,已让右倾思潮者无机可趁。第二,这个论断告诫了主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成论”者,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路线方针脱离“底子薄,人口我,耕地少”这些基本国情就是左倾,就是空想论,就会欲速则不达。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仍然是我们当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依据。
    我们在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过程中,应该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指导,在两个关键点上不能迷失。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动摇,比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建设的手段必须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建设的成果必须让人民共享;“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和完善适合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二是要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等基本国情出发,建设中城乡的规划要多层次、多方位,要避免建设中因规划缺失造成的资源浪费;改革要顺民意,要基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寻求中华复兴的良策。
    三、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两个不等于”理论,引导我们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除了我们在“计划”和“市场”经济中选择的疑虑
    在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改革是否能成功,中国社会应向何处去?是走“老路”?“邪路”?还是走“新路”?这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社会又面临的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头。“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2年春南巡讲话中,系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其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理论,其一,高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论,不仅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为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选择余地。即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抓住和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也要善于选择、利用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手段和机制等非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其二,“两个不等于”的理论。邓小平经过长期理论思考和十多年经济特区试验的观察,他在1992年春南巡讲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一著名的“两个不等于”经济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两个巨大的作用,一是引导我们走出了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立的思想理论误区;解除了我们在“计划”、“市场”中选择的疑虑,为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为中国改革的进程指明了方向,并向世人昭示中国不会“走老路”,走“邪路”,中国只能走“新路”,即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两个不等于”理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仍然是我们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指南。
    此外,是邓小平关于民主和法制的理论和率先垂范的作风,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了目标,改变了我国曾一度实际上存在的“人治”和“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局面。限于笔者的能力,本文所阐述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仅是挂一漏万。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涵盖了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邓小平理论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人民不会忘记邓小平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历史将永远记载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


作者为江夏区委党校原副校长、江夏延研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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