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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忠人:战火中的求学路

2014-06-26 16:50武汉延研会易玉娟

父母早年投身革命,为躲避日伪和国民党的迫害,我自幼就被迫背井离乡,跟随父母奔波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我的童年、少年时期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我的求学之路更是居无定所,断断续续,也记不清进过多少学校、受教过多少教师。回顾我的求学经历,我更加珍惜当今稳定的社会环境,更加羡慕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做作业的孩子们。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我出生在山东省福山县(现烟台市福山区)一个名为巴家寨的农村,村东头的崇义村小学,座落在东山脚下。学校操场很大,沿边栽了不少白杨树,周围都是农田,没有围墙,只在操场东南角上有一个厕所。校舍有三进,进门第一进是教师办公室,最后边的第三进是教室,只有三间,供村里的孩子上课用。六岁时,我在这里接受了起蒙教育,内容记不清了,但战争却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这年初夏,学校周围的小麦已近成熟,校外突然枪声大作,我们纷纷从教室里跑出来,只见一帮穿便衣的人在麦田里追另一帮人,双方相互射击,边追边打。后来听大人讲,是汉奸便衣队在追杀八路军游击队。战火巳烧到了家门口。

    到一九四二年,家里经常遭到汉奸骚扰,我只好随母亲到栖霞县抗日根据地。母亲在东柳庄、藏格庄等地边教小学边做抗日宣传工作。这时的学校巳无法正常上课,随时要提防日伪的扫荡,我只能随母亲边学习边参加些贴标语、演活报剧等抗日宣传活动。这段时间不长,我又回到故乡,随伯母〔也是我的二姨妈〕住。离巴家寨二里地的兜余镇有所完小。这年冬天我到兜余上小学。老家的冬天非常寒冷,纷飞的大雪经常把门都封了。有一次大雪天我和小朋友们去上学,伯母将一个苞谷饼子、一块咸萝卜和书本、砚盘、毛笔等一起打成一个包裹,缠在我的腰上,一路上大雪没膝,我们艰难爬行,身后留下一道深深地雪沟。这所学校似一所庙宇改成的,教室很大、很高,室内很暗,窗纸多被风吹破,室内虽生了一个铁火炉,但仍然滴水成冰,水一放进我的砚盘就结成冰,毛笔冻得棒硬,只能边用嘴哈气边写字。中午在教室里吃带的干粮,饼子巳成了冰疙瘩,虽有炉子也烤不软,只能啃着硬梆的饼子充饥,真是又冷又饿。后来伯母一家在日伪汉奸的迫害下,也举家迁到抗日根据地东夼、康家等八路军驻地,我也随伯母一起再次来刭栖霞。    

    这是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只要日伪军不扫荡根据地,我们就和村民们一样安祥地生活。康家的小学是临时设在一家地主的大屋里,不分年级,只是学习识字和算术。这是一个夏天,地主家窄小,很热,就搬到后山树林子里上课,教书的就是这个地主。所谓上课,既无课本,又无桌椅,要上课时,就自带板凳;学写字,就临摩老师在一块小黑板上写的字,或听老师讲故事。这个地主对我们这些八路军的子弟不好,经常挑我们的刺。有一次为作业的事,我和忠一弟弟〔我伯父的长子〕被他责罚,狠狠打了我一顿手板,手都打肿了。我们很不服气,决定报复他。那时他吃住都在学校,他自巳发面做饼子,我们就将烟末撒在发面上。他发现后很生气,估计是我们干的,就更加找我们的碴,经常责罚我们。一气之下,我们把他种在屋后菜地里的大蒜拨了一垅,拿到后山吃了起来。自此以后,他再也不惹我们了,对我们也客气多了。在这里所谓上学,实在没学到什么,我们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除了半天上学,其他时间要上山砍柴拾草,供家里做饭用。那时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很好,村里的老百姓也没把我们当外人,我们和村里的孩子相处十分融洽,一同上学,一同砍柴拾草,一同玩耍,这是一段十分祥和而愉快的时光。

    1944年秋未冬初,我和巴山大姐(伯父的长女)随部队穿过日伪军的层层封锁线,从栖霞到蓬莱县门楼,在行军途中,我的左腿受伤,是大姐和战友们把我背到门楼的。门楼是抗日根据地,在这里我与父母汇合。我和父母住在年轻寡妇时贵莲家,我认她为亲妈(干娘)。门楼村东有一所较规范的小学,在这里除学习国文、算术以外,很多时间是用在站岗放哨、贴标语、唱歌、演文艺节目等抗日宣传活动上,有时教师忙于开会等抗日活动,我们就被“放羊” 。小朋们要么就结伴上山砍柴拾草,或帮家里干些农活,要么凑到晒太阳的大人们身旁,听他们说古道今。北方的农民忙完秋收以后,就没有多少农活,农闲时大人们多不愿猫在家里,他们喜欢找个避风向阳的地方,凑在一起晒太阳,边脱下身上的棉袄,捉藏在皱褶里的虱子,边聊天,从农活到国事,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从他们的闲聊中,我知道了不少事情,增长了不少知识。在门楼的半年多时间里,在课堂里学到的东西不多,但从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以及大人们的聊天中却受益匪浅。

    日本投降后,我随父母进驻蓬莱县城,这是一段享受胜利、和平的时期。我被安排到县城东门里的长裕小学三年级,我因没受过正规教育,学习跟不上,特别是算术。但我经历过战争环境的锻练,年岁比同班同学大,见识广,同学们都很佩服我这个小八路,推举我当了班长。这时虽处于国共停战时期,但人民政权并不稳固,国民党顽固派经常挑事,制造矛盾,为了巩固政权,摧毁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学校的学生也积极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我们搞宣传活动,参加批斗地主、土豪的公审大会,同学们积极性很高,学校的教学经常被打断。当时虽说是停战,但周边的国民党军队仍然经常制造事端,我军民的警惕性都很高。记得1946年的初春,一架美国侦察机因机械故障,被迫降落在城东教堂外的麦田里。这事在全城引起轰动,老老少少倾城而出,涌向东门外,要捉洋鬼子,连远道的老乡也赶来看热闹。因处于国共停战时期,经县政府请示党中央,决定飞机由美国运走,对几位飞行员以礼相待。过了几天,一艘美国军舰出现在蓬莱海域,当时长山列岛还被国民党军队盘踞。这在县城又引起了一阵轰动和不安,怕是国民党要攻打县城。不久从军舰舰尾开出一辆两栖运兵车,直奔飞机,在八路军战士的监视下,忙了两天,卸走了主要部件,丢下机身并接走飞行员,回到舰上。临走时,他们将汽油泼到飞机上,然后放火,一时浓烟滾滾,遮天蔽日,把飞机烧得只剩下一个空壳。这架飞机很快就被根椐地兵工厂赶来的工人砍的砍,锯的锯,大卸无数块,用马车、驴车、独轮车等工具,象蚂蚁搬家一样,运回了根据地,前后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这些稀缺金属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这种和平环境,好景不长,不久国民党撕毁仃战协定,窜犯胶东解放区,我们被迫放弃蓬莱城,退回山区根据地,我又一次失学。为保卫胜利果实,根据地老百姓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到处是送子、送夫参军、支援前线的热烈场面。我们这些小孩也被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队,贴标语、演戏剧,宣传抗击国民党反对派的进攻,保卫根据地,并抗着红缨枪站岗放哨,防止敌特潜入根据地搞破坏。有一次敌人对我们驻地一带进行扫荡,一天晚上窜到我们驻地,母亲带领民兵疏散群众,我拿着一个手榴弹随乡亲们往山里跑。巳是深秋的天气,山里又黑又冷,山下不时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子弹的红光时时划破夜空,耳边阵阵松涛声和远处的枪炮声,听起来挺吓人的。待到天亮,我才发现,我跟随的竟是民兵押解的一群地主土豪,我真是吓了一跳,如果他们闹起来,我这个“小八路”可就危险了。在这里虽无学校可上,但我和小伙伴们在火热的战斗中经受洗礼、经受磨练,使我们受益一生。

    这年秋天,在我军的大反攻中,盘踞蓬莱城的郝铭传部队被我军赶下了海,滚到了长山列岛,我们又回到了蓬莱县城。这时的蓬莱县城被这群由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民族败类遭踏得不成样子,他们伙同还乡团对我军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残酷而疯狂的报复。我二舅是县大队长,被俘后同其他十几位被俘的区乡干部〔其中还有一位妇救会长〕被他们严刑拷打后,用铁丝捆住双手,一同投到一口水井里活埋了。郝斌是我军的敌工干部,是郝铭传的亲外甥,为了劝降,他只身进城向郝铭传宣传我军政策,劝他投降,却被这个毫无人性的家伙活埋在水门下的河沟里。县城解放后,县政府将他和另一位烈士姚琪移葬蓬莱阁,并立“志为人民” 碑,以誌记念。在蓬莱阁后的海边,更是他们屠杀我革命志士的屠宰场。过了好久,我去海边钓鱼,还能看到缺腿少胳膊的尸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都在我的心灵深处刻下了深深地烙印。

    回蓬莱后,我被安排到继母的故乡司家庄大舅家住,并在村里小学上学。在小学里,我被选为儿童团团长。这时农村的土改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农民们到地主、土豪家里打浮财(查抄地家里的财产),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参加这些活动,这使我们从小就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也对我以后的成长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1948年春天,我随继母到了黄县。母亲身体不好,在养病期间把我寄养在姑姑巴枫家里。姑姑巴枫是解放军北海军分区卫生处的干部,当时她刚生女儿不久,姑父赛时礼在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成了特等残废,需要照顾,只好将我送到北海军区卫生队当了一名战士,学习伤员护理工作。就这样,我又进了另一所学校。我和卫生队的战友们住在一座豪绅的大宅里,每天早晨操练,上午听医生们讲解护理知识。其他时间到军分区医院护理伤员。医生讲的东西我根本听不懂,加上操练、护理十分辛苦,听课时,我常常爬在战友的腿上睡着了。我人小,战友们也十分爱护和体谅我,队长也从未因此批评我。这时,正是我军在全国进行大反攻的时期,三大战役捷报频传,形势发展很快,每当捷报传来,部队就要开祝捷大会,这时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1949年春天,母亲接到了南下的命令。经军分区卫生处同意,我随母亲南下。我们从黄县出发,一路步行和坐骡马车,经过多天辗转到达潍坊,改乘火车。从潍坊到济南,到徐州,到开封,一路上坐的是硬座车、闷罐车,忍饥挨饿,还经常遭到国民党的飞机骚扰、扫射和轰炸,只有换车时,才能在车站附近买点干粮带上。在徐州我们买了一大捆煎饼,等到开封时都揉成了碎渣子。当时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沿途都是残垣断壁,随处都是炸坏的坦克、汽车、大炮等重武器,满目疮痍,一片苍凉景象。到了晚上,沿途一片漆黑,远处时不时有村庄里的点点灯火,象鬼火一样,一闪一闪,挺吓人的。那时运输特别紧张,都被调去往前线运兵,车厢里都被挤满了,很难找到个座位,我就只好爬到座位底下或行李架上睡觉。从黄县出发,一路辗转,经过了半个多月,我们才到达河南开封。在这里我们与先行南下的父亲汇合,后又到了郑州。当时父亲在郑州民众教育馆当馆长。郑州也是刚解放不久,仍处于宵禁时期。

    没过多久,父亲接到了命令,继续南下接管新解放的城市。火车都被调去运兵了,我们就乘了一辆美国无蓬大卡车一路向南。车上有几家人,记得有姜冰、王忠娥、姜兆基等,开车的司机姓杜。我们这一车人带的都是短枪,只有杜司机的座椅(其实是个木箱)下有一挺机枪,没有战斗力。我们的车被夹在军车中间,以防遭国民党残匪的袭击。我们途中也是走走停停,随时等候命令。记得过漯河以后,进入一片枣林,一队骑兵风驰而过,边跑边喊:“武汉解放了,快走啊,晚了就没有仗打啦!”这时我们才知道武汉已经解放了。

    车过大别山区下起了大雨,我们又没有雨具,淋的够受,直到黄陂县城才停了下来。滠口大桥被国民党军队烧毁了,只能乘木船到汉口。整个黄陂县城挤满了等待继续前进的部队,这里有东北、平津、中原三个南下干部工作团,在这里等待分配去向。父亲被临时委任为留守处主任,他从东北大队挑选了几个人协助他工作,负责分配各队人马的去向。忙了几天,我们及留守处的几位同志才乘木船从滠口渡河经张公堤进入汉口,这时已是5月20日左右。自此,我进入了我的第二故乡武汉,就再也没有离开。

    很快,父亲参与接管武汉的戏剧文化界,我随母亲接管汉囗中山公园。当时我才14岁,在军管会干不了什么事,于是决定送我去上学。在战争年代我虽然在许多小学就读过,可什么也没学到。究竟该到什么学校去读书呢?按年龄,我应进中学。我被王兆庭領到汉口一男中,听说要考试,还要考英语。我一听,什么是英语?看来中学是上不成了,于是被送进双洞门附近的汉口国立二十八小学,插班进入五年级读书。在这个新环境中,我学习很努力,加之我是“小八路”出身,且已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因此老师和同学对我很好,我也常常讲一些战争中的故事给他们听。后来我转学到了三十二小学,只读了半年。1950年9月考入汉口二男中,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这时我已经十五岁了。按常规,这个年岁应该进入高中了。战争延误了我的学习,可是战争环境也给了我许多常人没有的经历。那是一所社会大课堂,它教会我吃苦耐劳、生活自立,教会我分清敌我,教会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这给我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经历了种种风浪,始终不迷方向。这就是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永远忠于祖国,永远忠于人民。 

    谨以此文重温党的三大作风,追忆那战火纷飞的残酷岁月,追忆那些供我衣食、用身家性命掩护我这个小八路的父老乡亲。现在,我已年届八十,越到晚年越怀念那个年代的干群关系,军民的鱼水情,看看当今,更感到那种情感的可贵。“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这是至理名言。(巴忠人写于2014年 党的生日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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