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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与湖北早期共产主义运动

2013-06-09 17:11武汉延研会admin

董必武于1920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75年去世,有党龄55年。他既是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之一。1921年7月,他与陈潭秋作为湖北地区的党代表,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中,在革命的征途中,有的人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党,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汉奸,始终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反动派、建设新中国,而且活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除了毛泽东外,就只有董必武。董必武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多方面的贡献。其早年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湖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湖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结合,为推进湖北的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实现思想大转变。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贤琮、用威,字洁畲,号璧伍,曾化名碧吾,湖北黄安(今红安)城关人。他少年时才思敏捷,1903年仅17岁就考中秀才。为了追求新知识,他于1905年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在这里,他读到了许多在家乡见不到的新书和报刊,眼界为之大开。当时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为了救亡,他开初崇信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的维新改良。后来读了革命派批评改良、鼓吹排满革命的书报,认识到改良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很快走上革命的道路,参加革命派的活动。1908年在文普通学堂毕业后,他回到黄州府(今黄冈)中学任教,继续参与一些爱国革命活动,关注时势发展。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董必武在黄州闻讯,即于第三天与好友张国恩(眉宣)连夜赶到汉口,参加汉口军政府军需处工作,负责革命民军的粮食与武器供应。汉口失守后,他退到武昌,先后担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的秘书和总务科长,共计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且参与同盟会鄂支部的组建工作,被举为评议员。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派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又于1914年和张国恩结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法律。学习期间,经居正介绍,曾与张国恩一起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勉励他们,“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干下去,……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孙中山的一番话,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心,不久即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5月,袁世凯不顾国家利益和全国人民反对,为争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日本图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立刻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激烈反抗。6月,为了推翻袁世凯的卖国统治,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与张国恩在武昌府院街3号设立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职业作为掩护,秘密策动军队倒袁。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兴起,董必武赴四川继续从事军队策反工作。1918年,他应鄂西护法军(当时称靖国军)总司令的邀请,出任秘书长,为护法献计献策。

    1919年,对于董必武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找到新的革命道路,实现思想大转变的一年,也为他后来推进湖北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大战也已结束,巴黎和会正在举行。世界形势的大变,激起正在寻找新出路的爱国人士新的思考。这年1月,董必武为了汇报鄂西军事情况,从湖北来到上海,和张国恩住在法租界渔阳里孙中山租用的房子里。那时孙中山因受西南地方军阀排挤,潜居上海,闭门撰著《孙文学说》。对于护法,由于孙中山自身缺乏实力,一筹莫展。而董必武的住地,正好与李汉俊、詹大悲为邻。他们由于都是湖北同乡,而且旅沪学生成立的善后协会的办事机关也设在这里,并由董张负责,因而彼此来往甚密。李汉俊刚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回国。他在日本深受河上肇的影响,读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也了解很多。董必武从闭塞的鄂西来到上海,不但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即使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也知之甚少。李汉俊向他介绍马克思学说和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使他眼界大开。在年龄上,李汉俊虽然比董少4岁,董却尊李汉俊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2]。

    当时,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带动下,各种发表新思潮的刊物纷纷创办。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出版新潮丛书;北京大学学生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等创办《国民》杂志;李大钊、王光祈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发行少年中国丛书。此外,李汉俊还给他们介绍了几本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等。这些杂志有的谈文艺,有的讲哲学,有的介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也有各种各样: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讲共产主义,有的谈行会主义。董必武当时“都是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3]。特别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如《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他读了之后深受鼓舞。从这些文章里,他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对于新的思潮,只能顺迎,不可抗拒。由此开始认识到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4] 李汉俊当年发表九十多篇文章和译文,还翻译了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对于帮助董必武掌握马克思主义也起了重大作用。

    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屡遭挫折的中国革命者来说,在脑海深处也激起重大的震荡。董必武说:“我们革命的先进国——苏俄,仗它民众的努力与他们的领袖——列宁先生的指导,居然把个庞大的俄罗斯帝国颠覆了,好像一声春雷,把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从麻痹昏睡中唤醒。……从此全世界有了六分之一的土地脱离了帝国主义的领域,有了十分之一的被压迫民众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这当然给帝国主义以一个最巨大的创伤,同时却予各国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求自由解放的指南针,尤其给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5] 通过十月革命,董必武同时认识到中国过去革命屡遭失败,在于“忽视民众的组织”,今后要得自由解放,“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了。所以十月革命,在方向上,在方法上,都予中国革命以深厚的影响。”[6] 特别是这年5月,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震荡全国,由学生运动发展为全民性的爱国运动,使他更深切体会到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联想自己追随孙中山搞了多年革命,因为不依靠人民,成效甚少。两相对比,更体会到发动工农、依靠群众的无比重要性。从此,他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决心走俄国人的路,遵照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推进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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