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首页研究会概况新闻动态精神源流武汉传承六进纪实会员园地学会图片理论研究网站导航投稿

抗战时期董必武在武汉

2013-06-09 17:16武汉延研会admin

在日本帝国主义优势兵力的疯狂进攻下,国民党正面战场连连失利,武汉这一战略要地危在旦夕。为了更好地团结抗战,开展党在南部的工作,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7年9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从延安来到武汉,并在随后成立的长江局中任长江局委员,主管群众工作。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黄金时期。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合作外,两党还在农运工作方面进行了合作。而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农运合作的开展离不开董必武的领导和关心。

    一、董必武积极呼吁深入开展群众运动

    广泛开展群众运动是抗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抗战以来就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国民党蒋介石主张的片面抗战路线,即不要人民参加,另一条是中共主张的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全面抗战路线。武汉抗战期间,董必武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放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运动。

    1.开展群众运动的必要性

    关于开展群众运动,有些人对其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对此,董必武通过发表文章和讲话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这些文章和讲演中,董必武反复说明群众运动对于抗日战争的实际意义,强调“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斗争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认为“我们今天和全副武装的暴敌进行决死的战争,假若不把千百万的人民动员起来,我们是不能胜利的”。[1]董必武还进一步认为组织武汉民众抗战有利于激励前线战士抗战的热情,认为如果武汉的民众“不能积极起来配合着武汉以外抗击敌人的工作,则后方消极影响到前方,打击日寇夺取武汉计划的准备步骤,也难于实现。因此,发动武汉及其周围的民众,在政府领导下参加直接保卫武汉的工作,对于保卫武汉,是有决定的意义”[2]。

    2.指出当前发动群众运动存在的问题

    首先批判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1938年1月,董必武发表了《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和《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两篇文章,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其严重弱点,就是“始终限于政府和军队的单纯抗战,没有实行动员全国人民最真诚全面抗战”[3];其次,董必武指出国民党政府不能积极动员民众。他认为“民众动员至今没有得到政府积极扶助和领导,许多县政府县党部不但没有帮助民众的组训工作,相反的从各方面来加以阻碍,甚至把积极的救亡分子横加逮捕”;再次,董必武揭露国民党当局利用“抗日”之名,对人民进行搜刮,大发“国难财”的时弊。

    3.与国民党湖北党部协商两党开展群众工作的联合问题

    首先提出成立武汉总动员委员会,迅速发动民众运动;其次组织工人、农民等的自卫团体,武装起来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能够将民众自卫武装及配以适当的正规军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再次提出要经常协商国共两党湖北党部在各外县动员群众工作的联合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保卫大武汉“这一责任的完成,就是要依靠于国共两党湖北党部的亲爱精诚的团结,永远的携手,为创造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4] !

    董必武通过写文章、做讲演呼吁发动民众抗战的同时,还积极投身于实践,组织各种训练班,对湖北农运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董必武领导关心国共两党的农运合作——以湖北汤池训练班为例

    汤池训练班全称是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因训练班地处应城县的汤池,所以简称汤池训练班。它是1937年冬在董必武的关怀和领导及国民党人士的支持参与下成立并得到发展的,是两党敌后农运合作的成果。

    1.董必武亲自领导组织创办汤池训练班

    董必武来到武汉后,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兼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的石瑛,于1937年11月的一天夜晚秘密来访董必武。董必武向石瑛介绍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今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等重大问题,并和石瑛讨论了今后如何合作抗战,特别是如何利用建设厅这一机构做些抗日救亡的有益工作问题。石瑛建议,建设厅有一个农村合作委员会,由他兼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训练农村合作干部,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发展农业经济,认为可以运用农村合作委员会这一机构培训合作指导员深入农村,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董必武对此十分赞同。

    在初步取得共识后,双方便对此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石瑛回到建设厅征求办农村合作训练班的办法。时任建厅棉业改进所所长的杨显东建议,训练班可以请李范一具体负责。此时曾担任过湖北省建设厅长、陕西省教育局长的李范一,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弃官在家乡应城汤池办农村改进试验区,开设有碾米厂、榨油厂、织布厂、供销合作社,略具规模,与当地群众有一定联系。李范一还是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的委员,杨显东认为办训练班由李范一负责,最为适宜。同时,杨显东还建议“训练班必须由共产党派人领导”[5]。这一建议得到了石瑛的同意。于是杨显东即约同孙耀华(当时系中国农民银行农村贷款部主任)于12月初去应城汤池找李范一,经过协商后,李范一对此很乐意接受。

    董必武对训练班的组织人事工作也十分重视。他把派人去汤池领导训练班的问题交中共湖北省工委解决。经工委考虑,办汤池训练班的目的主要是为在日寇西进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准备干部。派去的人不仅政治上要过硬,而且要懂军事。因当时工委宣传部长陶铸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被认为最为适宜。于是湖北工艺工委决定派陶铸同志以共产党党员的公开身份,去汤池领导农村合作干部训练班的工作。

    经过国共两党双方的努力,董必武和石瑛进一步商定:由李范一出面,共产党派人负责领导,在应城汤池举办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班,并商定了具体分工:李范一为主任,陶铸为教务主任,原在汤池办实验场的许子威主管总务,杨显东和孙耀华负责筹集经费。还成立了训练班领导机构,即训练委员会,李范一、陶铸、杨显东等为委员。训练班对外由李范一向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柞委员会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由陶铸负责。董必武对训练班十分重视,激励他们尽心办好,他对石瑛、李范一、杨显东等说:“举办训练班,培养有觉悟、有才干的青年,并通过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关系抗战胜利的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6] 在双方的努力下,汤池训练班终于成立,并且发展得有声有色。

    2.董必武关心汤池训练班的运行

    董必武十分关心训练班的教员和课程问题。为了使学员更好地掌握开展农运和敌后游击战的知识,董必武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先后派曾志、潘怡如、刘顺元、刘季平、黄松龄、陈辛仁、李华、雍文涛、吴声凯、沈少华、蔡承祖、刘慈恺、顾大椿、童世光、刘频元等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教员来训练班担任教学任务。训练班每期一个月。为了使学员在较短时间内能掌握开展农运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训练班在开设课程上,除了开设诸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抗战政策外,还主要开设了如《农民运动》、《游击战争》、《群众运动》、《游击战术》、《合作社业务与农贷》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合作社常识等课程,另外还有军事演习和农村调查等实践课。学员也常外出宣传抗日,唱革命歌曲,演抗日救亡戏剧,演习夜行军、野外作战。

    董必武关心训练班的武装问题。要进行有效的农运工作,没有必要的武装,不组织必要的武装力量是不行的。在汤池训练班开办期间,董必武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训练班从香港洽购了24支驳壳枪运到汤池。为后来训练班组织武装力量,组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大队(简称“应抗”)进行了积极准备。“应抗”也成为鄂中的主要武装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在鄂中游击战场的抗日战争。

    董必武坚决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训练班的影响及训练班的易名。在训练班举办期间,国民党右派不断骚扰训练班的正常运行。蒋介石还亲自对王明讲训练班是挂羊头卖狗肉,王明也对训练班进行批评。对此,董必武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坚持继续运行汤池训练班,而且所学课程不变。但迫于压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干扰,同时也由于学员的增多,维护国共在训练班的合作,更好地发挥训练班培养农运干部的作用,经董必武、陶铸与石瑛商量,决定将训练班易名为临时学校,经费主要是靠募捐解决。汤池临时学校于1938年4月初开始接收新生,在汤池附近的夏家庙成立第一队,后来随着人数的增多,共成立三队,每队经常保持学员八十余人。学习内容主要是政治、军事和战地救护。临时学校没有规定毕业期限,只要工作需要,就将学员中比较坚强的抽出分配工作。主要是充实各县农村合作组。另外,红安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办的训练班需要学员,也从临时学校动员一批同学去学习;国民党西北军八十六师需要干部,经过董必武的同意,也派去了一批同学;国民党张自忠的部队办随营学校,也动员了二十余名同学去参加学习。此外,还不断地介绍临时学校同学去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

    在董必武关心领导下创办的汤池训练班共举办了四期,前后历时不足十个月,培养了约三百五十名有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在湖北32个县。从汤池训练班到汤池临时学校出来的这一大批干部,成为鄂中地区以至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

    在举办汤池训练班的同时,董必武还指导开办了黄安七里坪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抗日青年训练班、鸡公山训练班等,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后备力量。

    三、董必武推动国共两党农运合作的影响

    在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是非常重视国共两党合作的,也多次强调国共两党的重大意义。武汉抗战时期,董必武更是身体力行,积极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开展工作,实现了国共两党在农运方面的合作,为抗战积蓄了力量。

    1.董必武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为国共农运合作奠定政治基础。董必武到武汉后,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时,先讲明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政策,晓以大义,得到认可。

    2.董必武通过农运合作培养出大批农运干部,开辟了开展群众抗战的一条便捷有效的途径。汤池训练班和临时学校为开展游击战争准备了六百余名干部,这些干部奔赴在湖北各地甚至全国各地的敌后游击区执行抗战任务,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为维护国共第二次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董必武通过国共两党农运合作促进了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促进武汉等大中城市及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性运动的蓬勃发展,鼓舞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武汉保卫战中的斗志,促进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配合,坚定了全国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4.董必武通过国共两党农运合作使中共加强了对敌后游击区的领导。通过举办汤池训练班,中共在鄂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训练班开办前,鄂中各县没有党的组织,训练班开始时,陶铸、曾志以及其他教员和学员中几个党员组成中共鄂中特别支部。通过这个支部,在训练班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38年8月在中共应城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鄂中特委,统一领导鄂中各县党的工作。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也有利地促进群众运动的开展,巩固了国共两党农运合作的成果,加强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游击区的合作。

    综上,武汉抗战时期,在董必武领导下,国共两党农运合作的成果是明显的。这也得到刘少奇的赞赏。当湖北省委书记钱瑛向中原局汇报关于鄂中游击战争开展的情况以后,刘少奇认为湖北省委按照董必武的布置进行工作是正确的,很高兴地说:“光明,有前途。不这样做,就会失败。”

注释:
[1] 董必武、郭树勋、郑位三:《关于保卫武汉问题》,载《新华日报》,1938年8月12日.
[2] 董必武:《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载《群众》周刊一卷八期1938年1月29日.
[3]《董必武传略》,法律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第59页.
[4] 董必武、郭树勋、郑位三:《关于保卫武汉问题》,载《新华日报》,1938年8月12目.
[5] 沈德纯:《回忆汤池训练班及临时学校》,载李泽:《武汉抗战史料选编》,第128页.
[6] 李东朗、雷国珍:《董必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5~196页.(作者:王超)

网站简介网站地图版权说明豁免条款联系我们

长江互动传媒网  版权所有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和建立镜像  鄂ICP证:020001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1704064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鄂 B2-201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