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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人生路 无衔无权亦风流

2013-06-09 17:19武汉延研会admin

吴光增是大悟县唯一健在的在乡老红军。他1919年7月14日生于湖北大悟县,11岁参加童子团,14岁参加红军,16岁参加长征和西路军。1936年10月红军西渡黄河后,吴光增参加了陈昌浩、徐向前指挥的西路军艰苦作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他所在的9路军全军覆没。此后的吴光增三次被抓,三次逃跑,一直到解放军进军西北才报名参加了自己要找的部队。全国解放后,1952年被批准转业回乡直到现在。

    平生常忆长征路    时立街头说春秋

    吴光增声音洪亮,而且善于与人交流。不管是大人、小孩,也不管是在街头巷尾,他都能与之谈自己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喜欢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吴光增的长征是从鄂豫皖到四川、翻雪山、过草地,西渡黄河再继续西征到祁连山。

    吴光增回忆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他随部队一路向西,过巴山时走了几天没有水喝,在山脚下碰上一个小水坑,人和马一起抢水喝,马边喝边拉尿,有时可能连马尿也一起喝下去了。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站稳了脚跟之后,部队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整训。吴光增因年小体弱,被调到总部医院当护士。他到了总部医院之后,除了做护士的工作之外,还要参加卫校的学习。卫校学习安排的课不少,除了学习卫生知识之外,还要学习英语。他说:“我有幸在鄂豫皖上过苏区小学,还认识不少的字,有的战友基本上是文盲,学习很吃力,我勉强过得去。”

    红四方面军的总部医院设在一个天然的防空洞之中,光线十分暗,过多点灯又影响洞中的空气不新鲜。“我们只好白天躲在洞中,晚上才能出来学习。”吴光增回忆说:“当时还是很忙的,不仅要做好护士的本职工作,要抓紧自己的卫生知识提高,还要做迎接我们的老大哥红一方面军到来的准备工作,其主要的准备工作就是筹粮。”

    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我们又忙着做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他说:“由于我们是总部医院,与总部机关开会、学习时常在一起。我还听过朱总司令和刘伯承的课。”长征中,我们将要路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所有战士都要懂得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朱德、刘伯承教授了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打骑兵的战术、画地图等,他学得特别认真。

    吴光增记得,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他在过雪山草地的途中受到众多战友的关怀和帮助。过草地时,他记得草地中有条大河,水有一人多深,妇女和伤兵在自制的小木船上渡河,其他多数人都要徒涉。他当时只有16岁,又不会游泳,是战友们把他架起来过河的。虽然过了河,感觉到自己的脚似乎总在水中漂浮着,没有踩到河床。

    过河之后东方发白,温暖的太阳照射在每一个战友的身上,人们都露出了笑容。暖洋洋的太阳照着淋湿的红军官兵,人人都尽情地享受着。大家在太阳底下晒衣服、用牛粪烧青稞。烧熟后,把灰吹掉,剩下的就是冒着香气的青稞粒。烧好的青稞粒,总是先让病号、妇女、老弱者吃,大家相互推让,相互关照,真是其乐融融。

    在长征途中,不仅没有东西吃,还经常没有水喝,真是饥渴交加。有一次,好几天都找不到水喝,正当吴光增觉得快要渴死了的时候,领导派去找水的人回来说,找到泉水了!大家一听说有泉水,兴高采烈地相互拥抱,唱歌,跳舞。

    吴光增记得总医院、卫校在部队是受保护、照顾的对象,过雪山、草地时每人每天有四两青稞面,还不至于像其他部队那样饿死人。他长征时只有16岁,个子小,人又活泼,首长、战友们都很喜欢他,一路上总是受到照顾帮助。因此,长征对吴光增说来并不算太苦的,似乎过得特别快活。长征结束后,吴光增卫校毕业,他觉得总在后方干,干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主动要求到部队去,任红9军27师81团卫生队医卒。

    人生坎坷增阅历     一心归队志不移

    吴光增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他说:“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学校,我记得老师有姓梁的、姓刘的。三个月的时间,天天学习马列主义,还学唱马列主义的歌。70多年了,那些歌我差不多全忘了……”马列主义的歌他忘了,但有些东西他没有忘。自己为什么总是吃不饱,天冷的时候没有棉衣穿,就是因为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为什么要跟共产党走的简简单单道理深深地印刻在幼小的心灵中。正是由于他懂得了这些最朴实简单的道理,他参加童子团,参加了红军。

    吴光增清楚的记得,鄂豫皖苏区第四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向四川转移。大军经过家乡夏店,他站在雨堂寺的河堤埂上,看到家中窗口透出昏黄的灯光,他知道,勤劳的哑母一定还在纺线。自从他参加了红军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父亲有病,家中唯一的劳动力就是哑巴母亲。

    营长许世友知道了这个情况,叫吴光增回去看看父母。吴光增想了想,又看了看家中的灯光,他想:“如果回去双亲不让我走怎么办?”于是他对许世友说:“营长,由于我母亲这方面我无法向她解释,怕她不让我走。我还是不回去了,等以后打回来再回来看老人,我们还是赶路吧!”

    吴光增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17年了。

    长征刚一结束,吴光增就参加了西路军。红四方面军9军、30军和一方面军5军组成西路军,准备打通到苏联的国际路线。悲壮而艰苦的西路军作战开始了。5军高台被困,9军奉命赶往支援,赶到时5军已经全军覆没。

    9军返途中又遇马家军,为了掩护总部和30军撤退,全军仅余下的1000余人死守阵地。特务排的两个班保护着卫生队和伤病员共50余人,撤入一个小堡中,紧闭堡门。

    吴光增看到,阻击阵地上,红军与马家军激战的惨烈情景。9军政委陈海松和部队被马家军的步兵骑兵团团包围,年仅22岁的军政委被敌人残酷绞杀。吴光增处50余人,已是三天三夜未吃未喝,人人身体无力。特务排战士每人只剩一两发保命的子弹,伤病员都受伤很重,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部队壮烈牺牲。

    马家军攻破堡门,进行疯狂的屠杀。吴光增听到一片杀声、刀声、叫喊声,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用手挖了一个坑,把手枪、文件包好,埋了进去。然后就找了个柴房屋的墙角躺下来,毫无力气,只好装死。他说:“我已经准备好死了,哪知一个老人到柴房搬柴做饭,发现我睡在墙角,过来摸我身上还是热的,没有断气,老人一把拉我起来,一看是年轻人,把他的帽子给我戴上,并脱件衣服给我穿上。”

    这位老人叫胡高阳,是河南南阳人,与吴光增相距不远,是马家军某营营部的伙夫,是被抓来的。老人说:“你随我姓胡,叫胡光友,是我侄子,是我从河南把你带来的,我已求营长别杀你,营长同意了。”第二天,“胡光友”见到了营长,营长听他与老胡口音相同,就没有追问什么,但是他警告说:“小孩你别跑,你若想跑,我会杀了你,从今后你给我放马,干一些勤务等……”

    过了几个月,“胡光友”已同营部的人混熟了,老胡也常常带他去买菜。但是,吴光增心里并不平静。痛定思痛,不少战友惨死的情景不时浮现在眼前。他特别思念红军、思念在红军中生活的岁月。似乎红军就是自己的家,在这个大家庭中特别温暖。首长似乎就是自己的父母,战友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而在这马家军中,除了老胡是亲人之外,其他人似乎都是自己的敌人,是杀害自己战友的凶手。他决定要逃出这个马家军。

    吴光增几经考虑,决定向老胡说出自己的想逃跑的计划。他说:“叔叔,我们不在这儿干了,你带我逃出去好不?”老人忙说:“使不得,这儿离家几千里,人生地不熟,外乡人的口音,很不安全啊。”吴光增想了想说:“只要我们出了城,换上便衣,慢慢讨饭,到兰州,再到西安不就好了吗?”老人终于动心了,他说:“要走也得等换了单衣,五月暖和了后再行动。”

    他们选了一个大晴天,打好包袱,出城时间和平日买菜时间一样。城门一共两道哨卡,头道顺利通过,二道哨也走出十几步了。这时哨兵发现老人背后有点不对劲,马上叫他们停下,把老胡的衣服撕开,露出了藏在里面的包袱。

    二人被交到营部,他们把老胡的双脚踝骨用铁锤砸碎;把吴光增吊在柱子上,找两个人用马鞭轮番抽打。打昏死过去,用水浇醒再接着打。随后他们被判入狱六个月,老胡三个月后死在狱中。

    吴光增从监狱里出来后,他被编入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补充营,派往祁连山南部挖金子、种地。1939年,张治中在兰州要兵,这个补充营分散到各部队,成了国民党军的正规军。吴光增还入兰州的一个军校培训了三个月。培训结束后,他当上了国民党军的班长。国民党军在吴光增头脑中完全是“敌军”的印象。穿着它的军衣,戴着它的军帽总是有些别扭。

    他白天出操时暗中打听,听说八路军在兰州有个办事处,对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政策是:“一年回收、二年审核、三年不要”。吴光增想:“如果在这儿干长了,恐怕以后回到自己的部队,有些事说不清、洗不清,可真是进退两难。”

    自从第一次死里逃生后,吴光增就梦想着回到红军之中,“红军才是我的家”是使他其乐无穷的革命大家庭。吴光增开始并不十分清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从祁连山下来才慢慢得知。

    当时部队在兰州瓦岗镇训练,每天都要去挑煤数次,用以做饭。每次都是排长带队,可最后一次排长没有去,让吴光增带队,另外一个姓肖的班长也是被抓来的,两个人心领神会,准备带着几个都想跑的人逃跑,肖班长说去天水他的家里,然后再想办法离开。

    刚跑到天水,不幸他们又被抓壮丁的抓住,吴光增谎称:“我们是胡宗南的兵,连长对我们不好,受不了了,只好开小差。”对方正愁抓不到壮丁,怎能放走他们。于是,吴光增又一次当上了国军的班长。不久,部队行进途中,他一个人再次逃跑,躲在一个叫万钟的老乡家里做农活,万钟收吴光增为干儿子,这一躲就躲到解放军挺进大西北的时候,才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吴光增终于回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革命大家庭。

    吴光增参加了解放军,心中充满了喜悦。自十多岁离开红军,30岁时才回到了自己的部队,这种高兴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忍不住向组织上说明了自己红军的身份,不久被提升为副排级助教参谋。

    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吴光增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终于看到了全国人民翻身解放的曙光。他也十分思念自己的父母,于是往家中寄了一封信。从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吴玉香给他回了一封信,真是“家书顶万金”。信中说:“你走后,父亲去世,哑母要饭20年,妹妹成家,并有两个女儿。母亲非常思念你”等等。

    吴光增自从当了童子团队长之后就没有回家,转眼已20年了。当他听说父亲早故,特别是哑母靠讨饭生活了20年,深藏心底的思念、愧疚和悲痛之情,像开闸之水,汹涌而出。这时他的心绪和激情完全扑向了故乡,扑向了哑母的怀抱。他已经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想回家,只想早日看到自己的母亲。团首长得知了他的实际情况之后,十分同情吴光增,并于1952年批准他转业回乡。

    一进妹妹的家门,看到显得十分苍老的母亲坐在床上,吴光增心里十分难过,立正敬了一个礼。母亲一眼就认出了他,脸上立即爬满了笑容,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一连几天,吴光增沉浸在浓浓的乡情、亲情之中,他的目光不时停留在母亲的身上,母亲也总是笑,总是不停竖起大拇指。

    1954年,吴光增结婚。1959年,哑母走了。

    1953年他组织16户农民办起了农业合作社,当上了社长上。后来他被大悟县卫生局安排在新城区卫生院工作,1959年,又带头回乡务农,并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经常上山采集各种中药为群众治病。

    夏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从生产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人民群众的生活一直过得十分贫困。这位在外闯荡了多年的红军战士,在他的头脑中萌生了走出山区,发展集体经济的念头。1966年到1973年,他经过生产队的批准,带领三十名村民到河南省遂平市建立了一个河沙站挑沙赚钱,大概这是夏店地区最早的一批“农民工”。作为“工头”的吴光增,从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来去自由,不愿干者,发回乡旅差费,使一部村民逐渐富裕起来。人们称赞他是诚实守信的模范带头人。但少数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认为吴光增是带领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 1974年5月吴光增从河南被迫回家了。

    回乡之后,他担任了村企业的会计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财务公开,账目清楚,深受群众的好评。(作者:谢光伟  谢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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